微信红包系统代码写作自1月10日开始。此时距微信红包发送达到峰值还有20天,，一个大约10人的红包团队，夜以继日打造一个即将引爆中国人情社会的系统。
张小龙并未参与“微信红包”这一牵动人心的产品的具体研发细节。不过，一位接近微信团队的人士表示，微信的任何新功能上线都必须经过张小龙同意。
但微信红包这个产品与微信之父张小龙的理念是一致的。张小龙曾说：“做了这么多年工作以后，我感觉对人性的把握是最重要的。”这正是微信红包成功的基础。
农历除夕到正月初八这9天时间，800多万中国人共领取了4000万个红包，遍布全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每个红包平均包含10元钱。据此推算，总值4亿多元人民币的红包在人们的手机中不断被发出和领取。除夕夜参与红包活动的人最多，一共有482万，流量最高峰出现在零点前后，在达到瞬间峰值时，每分钟2.5万个红包被拆开。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微信红包送来的金钱和祝福，对微信红包充满怨气的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正月初二晚10点，他在来往一个名为“江湖情”的扎堆群中称，他的老对手腾讯利用微信红包发起了一场 “珍珠港偷袭”。
在这个春节里，微信红包的火爆无疑破坏了马云的节日心情。
近身肉搏
1月28日下午，“新年红包”的图标第一次出现在了微信“我的银行卡”界面中，6亿多用户可以直接进入微信红包的页面开始发红包。
这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新年红包”图标首先在微信的诞生地广州出现，随后的四个小时中，才逐渐蔓延到中国的其它主要大城市，再到二、三、四线城市，直至全国。
在这四个小时中，弓晨和她的同事们瞪大了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数据和用户的反馈。每放开一个城市，使用微信红包的用户和用户们发回的反馈就会猛增，“过程真是惊心动魄”弓晨回忆。
她向记者解释，每当上线一些重大的功能时，财付通团队都会采用这种谨慎的“灰度”上线方式，以防出现意外，此前在推出嘀嘀打车时就先开放了北京作为试点，再把范围扩大到全国。
微信红包系统的缔造者之一，腾讯财付通公司副总经理吴毅，并不是一个活跃的公众人物。
当媒体记者告诉他“外界盛传微信红包让微信支付用户一夜之间突破1亿”时，他被这样的传言惊呆，他说：“传得太夸张了。”还没有习惯媒体追捧的副总经理甚至恳请大家对微信红包保持理性。
与产品团队的低调一致的是，腾讯CEO马化腾并没有为微信红包做太多宣传，但是细心的网友还是发现了他支持微信红包的蛛丝马迹。
1月26日，微信红包还在内测时，一张网络流传的截图显示马化腾正邀请一些企业老板测试“抢红包”功能。在这张截图上，马化腾发了一个随机红包链接，50个随机红包，人均有20元。截图还显示，中石化的孙维跃和广厦集团的楼江跃都领到了红包。而香港创意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罗绮萍也在腾讯微博上晒出马化腾在微信上发给她的188元红包。
微信红包团队的产品总监弓晨告诉《博客天下》，在这次微信红包的开发过程中，测试方式正是同事之间互相发红包，每当产品有改进时，他们便会邀请团队负责人或是公司更高级别的领导到研发团队的群里 “发红包”，以测试产品功能，同时把货真价实的人民币收进自己的账户里。
起初，弓晨和同事只把微信红包当作一个春节的应景之作，并没有想到它竟然会引起如此大的讨论，甚至引来竞争对手马云的吐槽。
用微信支付做“红包活动”的想法最早诞生于3个月之前。弓晨作为产品总监，参与了微信红包开发的整个过程。
2013年8月，财付通正式与微信合作推出微信支付后，弓晨所在的基础产品中心就开始不停地为微信支付研发新产品。
弓晨和她同事的每一步动作都像是和支付宝在进行近身肉搏。
激发“狼性”
庞大系统的诞生时间是2013年11月，一次基础产品中心的头脑风暴中，弓晨和同事们想到了可以在2014年春节时，把公司内部发红包的传统做成一个应用，吸引普通用户使用，增加启用微信支付的用户数量。
财付通公司成立后，他们为员工设计电子红包已经做了五六年。2013年初，腾讯公司行政部通过微信向员工发了每人200元的微信红包，虽然只是财付通的一个简单链接，但是被外界视为微信将与财付通打通的重要证据。
延续着现实世界的传统，弓晨和她的团队成员想到了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搭建一个向朋友“讨红包”的系统，让红包在微信好友之间传播。在技术上，“讨红包”这个功能类似于已有的AA收款功能，实现起来难度不大。
但这个创意却被财付通副总经理吴毅推翻了。吴毅担心被“讨红包”的用户很有可能遭遇尴尬：面对突然出现的讨要红包者，给还是不给，给多还是给少，都会让人难以拿捏，如果不是特别熟的朋友，给不好还有可能带来误会。“讨红包”的项目也就此搁置了。
直到今年1月初，弓晨和同事又重新拾起微信红包的点子，这一次，他们从微信群的掷色子游戏中获得了灵感。
微信中有一项随机掷色子的功能，在微信群中多个好友一起掷色子是一种简单又刺激的玩法。一位产品经理提议，如果把色子换成红包应该也能激起大家参与游戏的兴趣。经过讨论，红包团队定下了这个“抢”随机红包的设计。
弓晨和同事预感让大家以“抢红包”的方式参与游戏，一定能“炸”出群里潜水的用户，在微信群里营造出热闹的气氛。
他们的这个想法终于获得吴毅认可。1月10日，弓晨和几个产品与技术的同事开始了这个功能的技术开发，这时离过年只有两个多星期。
只用十几天的时间，技术人员就开发出了最初微信红包版本。为了做测试，弓晨在微信上拉了一个150多人的群。
这是最先接触微信红包功能的一群人，其中包括财付通的员工、广研微信团队员工以及一些银行的技术人员。在这个群里，大家的任务就是玩发红包和抢红包的游戏，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
起初，大家还只是测试性地互相发红包，逐渐测试成为了真正的狂欢。群成员们会以“某某万福金安”的祝福语炸出群里的高层人物，逼他们出来发红包。当这一句话被群成员们整齐划一地重复几十遍时，一般被点名的人都会乖乖出来发真金白银的红包。几乎每天晚上，这个群都能抢红包抢到凌晨3点。微信红包将人性中人贪嗔痴因子全都激发出来。
吴毅也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他是财付通的管理者，是被逼发红包的角色。他一语道破开发团队的癫狂状态：“抢红包逼出了大家的‘狼性’。”这里的“狼性”所指向的正是人们面对游戏与金钱刺激时难以抑制的兴奋与无尽的欲望。自此，测试群的群名称也被改成了“微信红包测试狼群”。
满负荷运转
“抢红包”中蕴含的人性因子立即给微信红包功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热度。
微信红包正式向公众开放前，微信红包早已在一部分接近腾讯圈子的微信用户间传开了。1月24日，弓晨发现本应该只有几百个测试红包的时候，出现了上万个红包，这让微信红包团队意识到“抢红包”功能的传播速度远比想象的快，如病毒一样扩散的“微信红包”潮流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整个团队几乎没有休息，忙着给微信红包系统扩容，他们向腾讯公司申请，调来了10倍于原设计数量的服务器，并抓紧时间修改微信红包系统的最后细节。
直到26日上线前，弓晨才请技术的同事把“发红包”界面的一个按钮名称从“随机红包”改成了更吸引人的“拼手气红包”，并且改掉了先写祝福语再抢红包的流程。
“这样抢红包才会更快更爽。”弓晨知道怎样抓住用户的痛点。
当所有人沉溺于抢红包的乐趣中时，微信红包团队的22个成员在深圳腾讯大厦9层和10层的办公室度过了整个除夕夜。在最繁忙的几天里，将近100台服务器支撑起的庞大微信红包系统满负荷运转，应付着全国几百万用户。
在这个庞大的微信系统设计之初，弓晨相信10台服务器就足够支持简单的发、抢红包功能，然而到了除夕夜，她却只能期待在用户海量的需求下，系统不要崩溃。所幸虽然一些用户需要不断刷新页面才能抢到红包，崩溃的情况并未发生。
整个春节假期，微信红包的病毒性传播成为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财付通高级公关经理刘峰告诉《博客天下》，在春节假期里，发红包最多的一位中国人发了将近2000个红包，而另一位抢到红包最多的中国人，则抢了800多个红包。
说起微信红包与支付宝红包的不同，参与微信红包开发工作的刘峰不无自豪，“我们是基于不同平台做出来的产品。”他相信，微信红包的火爆源于微信平台上积累的真实社交网络。他告诉《博客天下》，微信红包只是财付通实现O2O服务中的一个尝试。
继2013年11月微信支付公布已经有2000万绑定银行卡用户后，刘峰强调，目前团队还不准备公布最新数据。可以推断的是，财付通与支付宝的正面冲突将在未来持续下去。
2014年2月7日，正月初八是法定节假日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不少公司开始用微信红包的方式给员工发开年利是。而在位于深圳深南大道的腾讯大厦楼下，腾讯公司的员工又像往年一样排起领红包的队伍。
行事低调的马化腾并没有选择使用微信发送红包，而是依照传统，亲手将红包递给了他手下的几千名员工。相比科技手段，这位CEO显然认为，这种传统的、面对面的方式能够帮助他建立起与员工更深的情感联系。（韩紫婵 徐菲）
